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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晔杰出成就

《后汉书》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,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。范晔原计划写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。十志,他委托谢俨代撰。谢俨搜撰完毕,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,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。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。以后梁人刘昭注《后汉书》时,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,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,故今仍称此志为《续汉志》。

  范晔曾讲过,他编纂《后汉书》的目的是,“欲因事就卷内发论,以正一代得失”。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,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。因此,范晔特别重视史论。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,把史论作为重心,成为《后汉书》的一个特点。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编撰思想。他在很多序、论中,打破朝代的断限,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、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,力图有所归纳。虽然,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浮浅的,甚至有的是错误的。然而,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,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。例如,在《党锢列传》序中,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:战国时期重计谋、尊说士,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;汉高祖文礼简阔,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,怨恚必仇;武帝崇尚儒学,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;到桓灵之际,主荒政谬,宦官当权,则造成清议的流行。他认为,“上好则下必甚,矫枉故直必过,其理然矣”。表明范晔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,他企图用“理”来概括说明。在《党锢列传》序中,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,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,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。

  范晔对《后汉书》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。据《隋书·魏憺传》记载,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。他说:“《春秋》者,文既总略,好失事形,今人拟作,所以为短;纪传体,史班之所变也,网罗一代,事义周悉,适之后学,此焉为优,故继而作之。”这表明在他看来,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,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。

  《后汉书》大部分沿袭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现成体例,但在成书过程中,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,则又有所创新,有所变动。首先,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。东汉从和帝开始,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。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,既名正言顺,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。其次,《后汉书》新增加了《党锢》、《宦官》、《文苑》、《独行》、《方术》、《逸民》和《列女》七个类传。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。尤为可贵的是,《列女传》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,并不都是贞女节妇,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。范晔首创《文苑传》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,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。此外,《党锢传》、《宦官传》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、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。第三,《后汉书》突出了“论”、“赞”的地位。司马迁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,只是具体名目不同。《史记》称“太史公曰”,《汉书》为“赞”,《三国志》曰“评”。“论”、“赞”在《后汉书》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,因为范晔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,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,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,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。《后汉书》的“论”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,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。论中又有序论,也称作序,是在《皇后纪》和杂传的前面。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,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。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,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,或概括史实,或另发新意,多可补论的不足。赞的语言凝炼,用意很深。如从《光武帝纪》到《献帝纪》的赞,概括了东汉建立、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。把九首赞合起来看,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。在《胡广传》中,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,赞曰:“胡公庸庸,饰情恭貌。朝章虽理,据正或桡。”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。

  《后汉书》结构严谨,编排有序。如八十列传,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。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。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。卷十三至四十二,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、章、和三帝时期,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。下面又有十一卷安、顺帝时期的名人,再下是桓、灵、献三朝人物。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,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。除此之外,《后汉书》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,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,则见于此必不见彼。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,确实有刘知几所说的“简而且周,疏而不漏”(《史通·补注》)的长处。同时,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。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,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,加王充、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,本人又淡泊荣辱,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。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,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。像《卓茂传》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、蔡勋等五人的事迹,《来历传》则附录了与来历一起反对废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迹。

  范晔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。在《后汉书》里,他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的虚妄。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《西域传》论中。他指出,自张骞以来,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,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。虽然佛教“好仁恶杀,蠲敝崇善”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,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,尤其是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,更使通达事理的人不能接受。范晔还在《襄楷传》和《桓帝纪》论中,对崇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评。范晔反对天命论。在《李通传》论中,他对李通以“刘氏复兴,李氏为辅”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:“天道性命,圣人难言之,况乃臆测微隐,猖狂无妄之福,污灭宗亲,以觖一切之功哉!”这说明范晔根本不信图谶。他还在《张衡传》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。张衡引述大量史实,论证了图谶的欺伪,范晔对此记载甚详,表明了赞同的态度。有趣的是他把吴雄、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《郭躬传》后。吴雄、赵兴两人不信巫师,故犯妖禁,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。可是,陈伯敬矩步端膝,讳言死字,却不免刀锯。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。《后汉书》中的无神论和反天命思想,无疑是有进步性的。由于时代的局限,范晔的无神论思想并不彻底。《后汉书》反映出这种思想上的矛盾。如在《窦武、何进传》中,他把窦、何两人的失败与宋襄公相比,透露了“智非不足,权亦有余,盖天败也”的看法。《后汉书》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记载,特别是在《方术传》中,他把费长房的缩地、王乔的凫履、左慈的羊鸣、郭宪、栾巴的潠酒灭火写得活灵活现,仿佛天下真有仙术。这都是范晔思想中的消极因素。

  《后汉书》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,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。在《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传》中,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。这些文章大多宣扬了异端思想,如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大胆地归结为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结果。他们说,残暴的君主看见大家不敢违背他的意志,总以为自己的统治非常巩固。于是,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,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他把“饿狼”“饥虎”一样的官僚派往各地,“熬天下之脂膏,斲生人之骨髓”,结果“怨毒无聊,祸乱并起,中国扰攘,四夷侵叛,土崩瓦解,一朝而去”。这些文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,说他们“连栋数百,膏田满野,奴婢千群,徒附万计”,“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,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”。还认为,某些君臣关系是臣虏关系,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。范晔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异端思想外,在《窦宪传》论中则直接对君主滥用权力,糟蹋人力的行径表示不满:“东方朔称: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,信矣!以此言之,士有怀琬琰以煨尘者,亦何支哉!”《后汉书》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,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、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。在《党锢传》中,他为二十一人立传,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,对张俭、范滂、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,融进了作者的感情。遗憾的是,他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,但反对农民起义。范晔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,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。

  范晔作史,十分讲究文采,对于《后汉书》的文章,他自己评价很高。确实,范书文辞优美,简洁流畅,不仅为史学名著,也称得上是文学名作。但有的地方,范晔过于重文,对于史的记载不免有所亏损。如司马彪《续汉书》载:“虞诩为武都太守,始到郡,谷石千,盐石八千,见户万三千。视事三载,米石八十,盐石四百,流人还归,户数万,人足家给,一郡无事。”“下辩东三十余里许,有峡,中当泉水生大石,障塞水流,每至春夏溢没秋稼、坏败营郭。诩乃使人烧石,以水灌之,石皆坼裂,因镌去石,遂无汪溺之患。”史料详实生动,但到了范晔的笔下只剩下“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,开漕船道”。和“二三年间,遂增至四万余户,盐米丰贱,十倍于前”的几句了。

  《后汉书》是范晔私人著述,又尚未彻底完稿,因此在他的生前,看到这部书的人很少,影响不大。章太炎认为,"史、汉之后,首推后汉书"。陈寅恪曾说:"蔚宗(范晔字)之为后汉书,体大思精,信称良史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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