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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世贞主张

王世贞与李攀龙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吴国伦、徐中行等相唱和,继承并倡导“前七子”复古理论,史称“后七子”。其始,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。李死后,又为文坛领袖20年,“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,莫不奔走门下。片言褒赏,声价骤起”(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)。有所谓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五子”、“广五子”、“续五子”、“末五子”等等名目,可见其影响甚大。

 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《艺苑卮言》里。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,仍然主张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。但其学问淹博,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,故时露卓见。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,但也认识到:“才生思,思生调,调生格;思即才之用,调即思之境,格即调之界。”(《艺苑卮言》卷一)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,看到了才思生格调、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,实为李梦阳、李攀龙所未发。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,但他特别注意“捃拾宜博”,强调“渐渍汪洋”,最终要求“一师心匠”。并且认为,唯有这样,创作方法才能“由工入微,不犯痕迹”,达到“气从意畅、神与境合”的地步。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。到了晚年,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。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《艺苑卮言》,并悟出“代不能废人,人不能废篇,篇不能废句”(《守诗选序》)的道理,有取于宋元之诗,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”(《归太仆赞》)。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,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,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。

  从王世贞《乐府变》的序言来看,他主张创作要继承《国风》批判现实精神,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,批评时事,以成一代“信史",实属难能可贵。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,现实感较为强烈。《钧州变》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,《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》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,造成“不复问诏书,但取相公旨”的局面之后,谴责了他们“负国”的累累罪行,义正辞严,气势磅礴。《太保歌》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“一言忤太保,中堂生荆棘”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,妻子尽逐故郡,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,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,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。如《正德宫词》之四,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;又如《西城宫词》之六,对听信道士胡言,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。此外,王世贞的咏史诗,通过对“固始祠中”的许忠节公犹有“父老椎牲考钟鼓”的赞叹,通过对“丈夫变名难变心,此心在宋不在身”的文天祥的崇敬,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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