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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枚生平

仕途生涯
  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、文学评论家,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。他出生于浙江钱塘(今杭州),乾隆进士,曾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乾隆八至十年(1743-1745)任沭阳知县。此时,正是所谓“乾隆盛世”,但在沭阳民间,却是万户萧疏、悍吏横行的现实。一个沭阳县,竟有“饥口三十万,饿死者不计其数”。袁枚面对这“路有饿殍、哀鸿四野”的惨状,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:“百死犹可忍,饿死苦不速,野狗衔髅髑,骨瘦亦无肉,自恨作父母,不愿生耳目。”他以犀利的笔尖,对那些“苛政猛于虎,悍吏虐于蝗”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,进行无情的挞伐。他要“纾国更纾民,终为百姓福”。因此到任不久,就开仓赈灾,减免赋税,率民治水,筑有名的六塘子堰。采取多种抗灾措施,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,较快地取得了成效。他还严厉管束家属、下属、衙役,不准扰民害民。在讼狱处理上,据史载,他“为政,终日坐堂”,凡“吏民百事,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”,大案也从速结案,加上治理有方,社会秩序较前稳定。他与耕夫、蚕妇、工匠、商贩、书生皆有交往,不但关心农事百业,还跻身市场,“关心米价问江东”,心系民生。在封建时代,由于阶级的局限性,袁枚能做到这样,已是难能可贵的了,百姓皆称他为“大好官”。袁枚由于为人正直,厌恶官场倾轧,40岁时便辞官不做,定居江宁(今南京市),住小仓山下,建随园,自号仓山居士、随园老人,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。
  乾隆十年,他离任沭阳时,百姓夹道送行,攀车饯酒,洒泪话别。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,73岁的袁枚,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,又来沭阳作客,沭阳各界,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。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,写下了情意真挚的《重到沭阳图记》。他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:“视民如家,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,则其地之人,亦不能忘之也。”官爱民,民爱官,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。
  袁枚治沭,距今已200多年。他当时在沭阳县衙(今县政府内)手植的一株紫藤,至今仍生机勃勃,其叶蓁蓁,被列为沭阳县重点保护文物之一。

文学生涯
  袁枚与赵翼、张问陶并称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。他活跃诗坛40余年,有诗4000余首,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,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。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,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、情趣和识见,往往不受束缚,时有唐突传统。在艺术上不拟古,不拘一格,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,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。追求真率自然、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。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: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。袁枚亦工文章,散文如《祭妹文》、《峡江寺飞泉亭记》等,骈文如《与蒋苕生书》、《重修于忠肃庙碑》等,传为名篇。 袁枚又是乾、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。继明代公安派、竟陵派而持性灵说。《随园诗话》及《补遗》、《续诗品》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。《随园诗话》除阐述性灵说以外,对历代诗人作品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。《续诗品》则是仿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之作,立36目,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、方法、修养、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,即所谓创作“苦心”。与公安派相比较,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、反传统的特点,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,而要抒写性灵。他把“性灵”和“学识”结合起来,以性情、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,以真、新、活为创作的追求。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、骈丽用典等讲究,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。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,全面而完整,被认为是明、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。
  袁枚文学思想还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、文体作用等各个方面,在当时有进步意义。但他的文论不及诗论影响深广。

兴趣爱好
 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,他爱金陵灵秀之气,在他任江宁县令时,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。随园旧为织造园(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),当时“园倾且颓,……百卉芜谢,春风不能花。”荒废已久,袁枚购得后,加以整治,由于是“随其丰杀繁瘠,就势取景。”此称为“随园”在《杂兴诗》描写随园景致:“造屋不嫌小,开池不嫌多;屋小不遮山,池多不妨荷。游鱼长一尺,白日跳清波;知我爱荷花,未敢张网罗。”如此诗情画意,令人想往,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,放情声色,不复作出仕之念。随园四面无墙,每逢佳日,游人如织,袁枚亦任其往来,不加管制,更在门联上写道:“放鹤去寻山鸟客,任人来看四时花。”
 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,是清代的文学家,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。性灵即性情也。他以为“诗者,人之性情也,性情之外无诗。”又说:“凡诗之传者,都是性灵,不关堆垛。”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,是性情的真实流露。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,颇得六朝体格,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。其为人亦如作文,坦白率真,讨厌矫情,却极重情义,其友沈凤司死后,因无后嗣,袁枚每年为他祭坟,三十年未曾间断,对友人的情义深重,令人感动。
  袁枚致力为文,著述颇丰,有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、《随园诗话》、《随园随笔》《随园食单》……。其中《随园食单》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,全书分须知单、戒单、海鲜单、杂素菜单、点心单、饭粥单……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。有人传说此文章《食单》好许做菜方法是听来的,自己并不会做菜。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:“学问之道,先知而后行,饮食亦然,作须知单。”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,而戒单云:“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,能除饮食之弊,则思过半矣,作戒单。”此篇值得一提的是“茶酒单”一篇,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,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,颇有特色。其中有一种“面茶”,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,再加上芝麻酱、牛乳等佐料,面中散发淡淡茶香,美味可口;而“茶腿”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,肉色火红,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。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、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。 六十五岁以后,袁枚开始喜欢上了游山玩水,游遍名山大川,浙江的天台、雁荡、四明、雪窦等山,安徽游过黄山、江西庐山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福建等地,喜爱品茶的他自然也会尝遍各地名茶,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。他描写常州阳羡茶:“茶深碧色,形如雀舌,又如巨米,味较龙井略浓”。提到洞庭君山茶,他说:“色味与龙井相同,叶微宽而绿过之,采掇最少。”此外如六安银针、梅片、毛尖、安化茶等,也都有所评述。
 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,如《试茶》诗:“闽人种茶如种田,郄车而载盈万千;我来竟入茶世界,意颇狎视心逌然……。”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,置身其中,仿佛进入茶世界。《湖上杂事诗》:“烟霞石屋两平章,渡水穿花趁夕阳;万片绿云春一点,布裙红出采茶娘。”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“万片绿云”的茶海中采茶,分外醒目。又《渔梁道上作》:“远山耸翠近山低,流水前溪接后溪;每到此间闲立久,采茶人散夕阳西。”可知他旅游时,除了欣赏群山万壑、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,亦不忘留意当地的“茶叶文化”,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。
  袁枚70岁那年,游览了武夷山,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。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“茶味浓苦,有如喝药”,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,但是乾隆五十一年(1786夷山,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,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。他在《随园食单.茶酒单》记载了当时的情形:“僧道争以茶献,杯小如胡桃,壶小如香橼,每斟无一两,上口不忍遽咽,先嗅其香,再试其味,徐徐咀嚼而体贴之,果然清芬扑鼻,舌有余甘。一杯以后,再试一二杯,释躁平矜,怡情悦性。始觉龙井虽清,而味薄矣;阳羡虽佳,而韵逊矣。颇有玉与水晶,品格不同之故。故武夷享天下盛名,真乃不忝,且可以瀹至三次,而其味犹未尽。”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、茶具到饮茶的步骤、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,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,抚平烦躁。
  袁枚认为,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,而要泡出一壶好茶,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,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。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:“欲治好茶,先藏好水,水求中泠惠泉,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。然天泉水、雪水力能藏之,水新则味辣,陈则味甘。尝尽天下之茶,以武夷山顶所生,冲开白色者为第一。然入贡尚不能多,况民间乎!”他以为要泡出好茶,需先有好水,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。
 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:“其次,莫如龙井,清明前者号莲心,太觉味淡,以多用为妙。雨前做好一旗一枪,绿如碧玉。收法须用小纸包,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,过十日则换古灰,上用纸盖扎住,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。”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,至于烹煮的方法,他也有独到的妙法:“时用武火,用穿心罐一滚便泡,滚久则水味变矣!停滚再泡则叶浮矣。一泡便饮,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。此中消息,间不容发也,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:“余昨日过随园,才吃一杯好茶,呜呼!”
 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,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,无羁无绊,优游自在,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。有意思的是,虽然自身不愿涉及官场,但是袁枚却有着独到的政治眼光。曾经在和珅和琳兄弟年幼的时候,写过这样一句对两兄弟的评判“擎天兼捧日,兄弟各平分。”后面的事实证明,之后,和珅之后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,和琳则成为著名将领,官至一等公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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