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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说解析

  中心论点:古之学者必有师。

  《师说》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。据方成珪《昌黎先生诗文年谱》考证,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(802),这一年,韩愈35岁,任国子监四门博士,这是一个“从七品”的学官,职位不高,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,他所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也已经开展,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。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“耻学于师”的坏风气写的。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,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,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,重门第之分,严士庶之别,士族的子弟,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,他们不需要学习,也看不起老师,他们尊“家法”而鄙从师。到唐代,九品中正制废除了,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。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,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,就普遍存在着从师“位卑则足羞,官盛则近谀”的心理。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,提出以“道”为师,“道”在即师在,这是有进步意义的。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说:“今之世不闻有师,有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,愈以是得狂名,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”由此可以看出《师说》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。

  对耻学于师,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。第一,古今对比,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,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。第二,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,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,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,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。第三,巫医、乐师、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,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,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,更令人幡然醒晤。[3]

  全文分4段。

  第1段

  提出中心论题,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。开篇第一句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句首冠以“古之”二字,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,又针对现实,借古非今。“必有”二字,语气极为肯定。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“传道受业解惑”,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。接着紧扣“解惑”二字,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,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。最后紧扣“传道”二字,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,一反时俗,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,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。

  第2段

 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。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。第一层,把“古之圣人”从师而问和“今之众人”耻学于师相对比,指出是否尊师重道,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;第二层,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,指出“小学而大遗”的谬误;第三层,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,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。

  第3段

  以孔子为例,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,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。这一段开头先提出“圣人无常师”的论断,与第1段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呼应,并且往前推进一步,由“学者”推进到“圣人”,由“必有师”推进到“无常师”。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,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,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,能加强说服力。由此得出“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”的结论,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。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“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”的观点。

  第4段

  赞扬李蟠“不拘于时”“能行古道”,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。“不拘于时”的“时”指“耻学于师”“惑而不从师”的社会风气。“古道”指“从师而问”,以“闻道”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。从而总结全文主旨,点明主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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