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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史·列传·卷八十六

  ◎隐逸

  古之君子,负经世之术,度时不可为,故高蹈以全其志。使得其时,未尝不欲仕,仕而行所学,及物之功岂少哉。后世之士,其所蕴蓄或未至,而好以迹为高,当邦有道之时,且遁世离群,谓之隐士。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,及考其实,不如所闻,则曰“是欺世钓誉者也”,上下岂不两失也哉!

  元之隐士亦多矣,如杜瑛遗执政书,暨张特立居官之政,则非徒隐者也,盖其得时则行,可隐而隐,颇有古君子之风。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,可谓两得也已。自是以隐逸称者,盖往往而有,今摭其可传者,作《隐逸传》。

  杜瑛,字文玉,其先霸州信安人。父时升,《金史》有传。瑛长七尺,美须髯,气貌魁伟。金将亡,士犹以文辞规进取,瑛独避地河南缑氏山中。时兵后,文物凋丧,瑛搜访诸书,尽读之,读辄不忘,而究其指趣,古今得失如指诸掌。间关转徙,教授汾、晋间。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,瑛赴其聘,遂家焉。与良田千亩,辞不受。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,家人欲发视,辄止之。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,其不苟取如此。

  岁己未,世祖南伐至相,召见问计,瑛从容对曰:“汉、唐以还,人君所恃以为国者,法与兵、食三事而已。国无法不立,人无食不生,乱无兵不守。今宋皆蔑之,殆将亡矣,兴之在圣主。若控襄樊之师,委戈下流,以捣其背,大业可定矣。”帝悦,曰:“儒者中乃有此人乎!”瑛复劝帝数事,以谓事不如此,后当如彼。帝纳之,心贤瑛,谓可大用,命从行,以疾弗果。中统初,诏征瑛。时王文统方用事,辞不就。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,奏为怀孟、彰德、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,又辞,遗执政书,其略曰:“先王之道不明,异端邪说害之也,横流奔放,天理不绝如线。今天子神圣,俊乂辐辏,言纳计用,先王之礼乐教化,兴明修复,维其时矣。若夫簿书期会,文法末节,汉、唐犹不屑也,执事者因陋就简,此焉是务,良可惜哉!夫善始者未必善终,今不能溯流求源,明法正俗,育材兴化,以拯数百千年之祸,仆恐后日之弊,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”人或勉之仕,则曰:“后世去古虽远,而先王之所设施,本末先后,犹可考见,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。苟因习旧弊,以求合乎先王之意,不亦难乎!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,将焉用仕!”于是杜门著书,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,优游道艺,以终其身。年七十,遗命其子处立、处愿曰:“吾即死,当表吾墓曰‘缑山杜处士’。天历中,赠资德大夫、翰林学士、上护军,追封魏郡公,谥文献。

  所著书曰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语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极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极疑事》四卷、《极学》十卷、《律吕律历礼乐杂志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。其于律,则究其始,研其义,长短清浊,周径积实,各以类分,取经史之说以实之,而折衷其是非。其于历,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,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,取日甲月子、星甲辰子,为元会运世之数,无朔虚,无闰余,率以三百六十为岁,而天地之盈虚,百物之消长,不能出乎其中矣。论闭物开物,则曰开于己,闭于戊;五,天之中也;六,地之中也;戊己,月之中星也。又分卦配之纪年,金之大定庚寅,交小过之初六;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,交小过之九四。多先儒所未发,掇其要著于篇云。

  张特立,字文举,东明人。初名永,避金卫绍王讳,易今名。中泰和进士,为偃师主簿。改宣德州司候。州多金国戚,号难治,特立至官,俱往谒之。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,特立命大索闾里,遂过将军家,温言诱之曰:“将军宅宁有盗羊者邪,聊视之以杜众口。”潜使人索其后庭,得羊数十。遂缚其奴系狱,其子匿他舍,捕得之,以近族得减死论。豪贵由是遵法,民赖以全。正大初,迁洛阳令。时军旅数起,郡县窘迫,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。会移镇陕右,道经洛阳,见特立淳古,不礼之,遽责令治糗具,期三日足,后期如军法。县民素贤特立,争输于庭,帅大奇之。既而拜监察御史,首言世宗诸孙不宜幽囚;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细民争田,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,皆当罢黜。执政者忌之。会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,特立又劾其掾不法。白撒诉于世宗,言特立所言事失实,世宗宥之,遂归田里。

  特立通程氏《易》,晚教授诸生,东平严实每加礼焉。岁丙午,世祖在潜邸受王印,首传旨谕特立曰:“前监察御史张特立,养素丘园,易代如一,今年几七十,研究圣经,宜锡嘉名,以光潜德,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。”又谕曰:“先生年老目病,不能就道,故令赵宝臣谕意,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。”壬子岁,复降玺书谕特立曰:“白首穷经,诲人不倦,无过不及,学者宗之,昔已赐嘉名,今复谕意。”癸丑,特立卒,年七十五。中统二年,诏曰:“中庸先生学有渊源,行无瑕玷,虽经丧乱,不改故常,未遂丘园之贲,俄兴窀穸之悲。可复赐前号,以彰宠数。”特立所著书有《易集说》、《历年系事记》。

  杜本,字伯原,其先居京兆,后徙天台,又徙临江之清江,今为清江人。本博学,善属文。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《救荒策》,大奇之,及入为御史大夫,力荐于武宗。尝被召至京师,未几归隐武夷山中。文宗在江南时,闻其名,及即位,以币征之,不起。至正三年,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,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、上尊酒,召为翰林待制、奉议大夫,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使者致君、相意,趣之行。至杭州,称疾固辞,而致书于丞相曰:“以万事合为一理,以万民合为一心,以千载合为一日,以四海合为一家,则可言制礼作乐,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。”遂不行。

  本湛静寡欲,无疾言遽色。与人交尤笃于义,有贫无以养亲、无赀以为学者,皆济之。平居书册未尝释手。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度数,靡不通究,尤工于篆隶。所著有《四经表义》、《六书通编》、《十原》等书,学者称为清碧先生。至正十年卒,年七十有五。

  时有张枢子长者,婺之金华人,亦屡征不起。枢幼聪慧,外家潘氏蓄书数万卷,枢尽取而读之,过目辄不忘。既长,肆笔成章,顷刻数千言。有问以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之分合、礼乐之废兴,以至帝号官名、岁月先后,历历如指诸掌。其为文,务推明经史,以扶翼教道,尤长于叙事。尝取三国时事撰《汉本纪列传》,附以《魏吴载记》,为《续后汉书》七十三卷。临川危素称其立义精密,可备劝讲,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。浙东部使者交荐之,前后章凡九上。至正三年,命儒臣纂修辽、金、宋三史,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,辟枢本府长史,力辞不拜。七年,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、功臣传,复以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召枢,俾与讨论,复避不就。使者强之行,至杭州,固辞而归。尝著《春秋三传归一义》三十卷,《刊定三国志》六十五卷,《林下窃议》、《曲江张公年谱》各一卷,《敝帚编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卒,年五十有七。

  孙辙,字履常,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。辙幼孤,母蔡氏教之,知警策自树立。比长,学行纯笃,事母甚孝。家居教授,门庭萧然,而考德问业者日盛。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。辙与人言,一以孝弟忠信为本,辞温气和,闻者莫不油然感悟。待亲戚乡里礼意周洽,言论间未尝几微及人过失长短。士子至郡者必来见,部使者长吏以下仁且贤者,必造焉。辙乐易庄敬,接之以礼,言不及官府。宪司屡辟,皆不就。江西行省特以遗逸举辙一人。辙善为文章,吴澄尝叙其集曰;“所谓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。”其见称许如此。元统二年,年七十有三,卒于家。

  同郡吴定翁字仲谷,其先当宋初自金陵来徙。定翁幼岁俨如成人,寒暑衣冠不少懈,清修文雅,与孙辙齐名。而最善为诗,揭傒斯称其幽茂疏淡,可比卢挚。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,辟荐相望,终身不为动。程钜夫尝贻书曰:“临川士友及门者,踵相接也,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,而不可得见乎!”定翁尝曰:“士无求用于世,惟求无愧于世。”人以为名言。

  何中,字太虚,抚之乐安人。少颖拔,以古学自任,家有藏书万卷,手自校雠。其学弘深该博,广平程钜夫,清河元明善,柳城姚燧,东平王构,同郡吴澄、揭傒斯,皆推服之。至顺二年,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。明年六月,以疾卒。所著有《易类象》二卷、《书传补遗》十卷、《通鉴纲目测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稿》十七卷。

  同郡危复之,字见心。宋末为太学生,师事汤汉,博览群书,好读《易》,尤工于诗。至元初,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,不就。至元中,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,皆弗起。隐于紫霞山中,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。

  武恪,字伯威,宣德府人。初以神童游学江南,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,荐入国学肄业。明宗在潜邸,选恪为说书秀才,及出镇云南,恪在行。明宗欲起兵陕西,恪谏曰:“太子北行,于国有君命,于家有叔父之命,今若向京师发一箭,史官必书太子反。”左右恶恪言,乃曰:“武秀才有母在京,合遣其回。”恪遂还京师,居陋巷,教训子弟。文宗知其名,除秘书监典簿。秩满,丁内艰,再除中瑞司典簿,改汾西县尹,皆不起。人或劝之仕,恪曰:“向为亲屈,今亲已死,不复仕矣。”居数岁,会朝廷选守令,泰不华举恪为平阳沁水县尹,亦不赴。近臣又荐为授经郎,恪遂阳为喑哑,不就。

  恪好读《周易》,每日坚坐。或问之曰:“先生之学,以何为本?”恪曰:“以敬为本。”所著有《水云集》若干卷。其从之学者多有所成,佛家奴为太尉,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,皆有贤名。

参考翻译

部分译文

杜瑛字文玉,祖籍霸州信安。父时日升,《金史》中有传。金末兵乱,瑛避居于河南缑氏山中。当时一般读书人仍以文章辞藻来谋求上进,唯瑛在此文物凋丧之时,搜集群书,精读牢记,努力探求书中深刻含义。对古今得失,了如指掌。为了教书,他历尽艰险,辗转于晋、汾之间。中书粘合王圭开府于相德,瑛接受了他的聘请,在彰德安家,但拒不接受他赐与的千亩良田。有人说瑛邸宅下有藏金,家人想发掘出来,瑛屡加制止。后居此宅者果然挖到黄金百两,这也说明瑛不贪非分之财。 宪宗九年(1259),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,召瑛问计。瑛说:“汉唐以来,人君能赖以立国的,就是法、兵、食三件事而已。国无法不立,人无食不生,乱无兵不守。现在宋朝不重视此三事,大概将要灭亡了。能振兴此三事的,大概就是您吧。您若遣荆襄之师,南下以捣其背,帝业便可定了。”世祖听后高兴地说:“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这样见地的人。”后来,瑛又举数事晓以利害,世祖都采纳了,并认为瑛贤能可用,命瑛随行,但瑛因病而未从。 中统初年(1260),忽必烈下诏书欲起用瑛,瑛以当时王文统当权,辞不应诏。左丞张文谦巡视河北时,上书皇上,建议任命瑛为怀孟、彰德、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,瑛又推辞,并致书执政说“:先王之道不明,是由于异端邪说为害。异说虽然泛滥,但天理不绝如线。现在天子贤明,又能听取意见,故贤能之士多来会聚。复兴先王的礼乐教化,正在此时。至于您以官府文书约我相会,想任命我做些寻章摘句的小事,在汉唐时也是人们不屑于做的。现在您因陋就简,只想这些小事,实在可惜。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,今日执政者不能溯流求源,不去力行先王之道,不明德正俗、育材兴化以解除数百千年之祸,恐怕日后之弊将会是说也说不完的。”当时有人鼓励他出来做官,瑛说:“后世离开古代虽远,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犹可供参。做官的人,首先应该复古。假如因袭旧弊,妄想以此来适应先王之意,岂非难事?我又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,怎能做官。”于是,闭门著书,潜心研究道艺,不管处境顺利还是不顺利,也不论得失,其志丝毫也不动摇,终身如此。年七十时,嘱子处立、处愿,死后要在自己墓前立文为“缑山杜处士”的墓碑。天历年间(1328~1329),赠资德大夫、翰林学士、上护军,追封魏郡公,赐谥文献。 所著书有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语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极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极疑事》四卷、《极学》十卷、《律吕律历礼乐杂志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等。瑛在声律与历法方面,多有先儒所未及者。 张特立字文举,东明人。原名张永,因避金国卫绍王讳,才改此名。金朝泰和年间(1201~1208)进士,任偃师主簿,后改任宣德州司候。此地多国戚,人皆说是难治之州。特立到任后,一一前往拜望。当时有五将军率家奴抢劫民家羊群,特立下令在乡里普遍搜索。及到将军家,他态度温和地诱骗将军:“您家难道还会有盗羊的人吗?我来搜一下,主要免得旁人有议论。”这样当然易于获得将军入宅搜查的允诺,实则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将军后院,搜出羊数十头。有了赃物,特立便态度强硬了,先缚其奴下狱,再捕其已藏匿起来的儿子。只是因为他是皇族,才得以减死论罪。从此,豪贵因惧而遵法,百姓得以安生。 金正大初年,调任洛阳县令。时军事行动多,郡县穷于供给。东帅纥石烈牙兀..对儒生傲慢,恰巧他又将带兵到陕右,路经洛阳,当他见特立朴质古板,不以礼对待,立即责令在三日内备好干粮,如逾期不交,就要军法从事。县民素知特立贤能,为民做主,担心特立为难,便争纳干粮,以免东帅找到惩治特立的借口,东帅对此大为惊奇。接着特立又升任监察御史,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应把金世宗的后人幽禁起来。他揭发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小民争田,参知政事徒单兀典对帝王亲信勾结拉拢,都不是好官,都应罢黜。这些话都是当权者所不愿听的。恰好这时平章政事白撒来陕西犒赏军队时,特立又检举他的部属不法。白撒不服,便向哀宗申诉,说特立的这些话不实际。大概哀宗也不满特立的直言不讳,便借白撒的上诉撤了特立的职,虽然没有重罚他,但还是让他回家退休。 特立精通程颢、程颐的著作。晚年教书,很受东平严实的尊重。元定宗元年(1246),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时,便首次带信给特立说:“前监察御史张特立,修身养性于田园,即使改朝换代,也不改变自己主张。今年快七十了,研究圣经,宜赐一相应的好名字,以便发扬光大其德行,因此,特赐号为‘中庸先生’。”又对特立说:“先生年老眼睛不好,不能来京,故令赵保臣转达我的意见,您的读书之堂,可取名‘丽泽’。”宪宗二年(1252),朝廷又降诏给特立说:“先生白首穷经,诲人不倦。守中庸之道,为学者宗师,过去已赐嘉名,今再表示朝廷嘉奖之意。”宪宗三年去世,终年七十五岁。特立著书,有《易集说》、《历年系事记》。 杜本字伯原,祖先居京兆,后徙天台,又徙临江之清江,今为清江人。 杜本博学能文,江浙行省丞相忽剌..得到他递交的建议书《救荒策》,很赏识他的见解。及忽剌..进京任御史大夫,便向武宗力荐杜本。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师。但不久,便回武夷山过隐居生活。文宗在江南时,便听说此人的情况。及即帝位后,给杜本送礼品,并想起用他,他不出山。 到至正三年(1341),右丞相脱脱把他作为隐士,再次向惠宗推荐,惠宗也赠以厚礼,召为翰林待制、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使者转达惠宗与丞相邀他出山的诚意,催他启程。但他至杭州后,却称病固辞,并写信给丞相说:“以万事合为一理、以万民合为一心、以千载合为一日、以四海合为一家,才可谈得上制礼作乐,而达到五帝三王的盛世。”意即现在还不能说已做到一理、一心、一日、一家,所以仍不出山。 杜本沉静寡欲,言行平稳,对人讲义气。对穷而不能养父母的和无钱念书的人,都给予周济。平时手不释卷,对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度数,无不通究,对篆隶等书法尤其在行。著述有《四经表义》、《六书通编》、《十原》等书,学者称他为清碧先生。至正十年卒,享年七十五岁。 当时还有张枢,字子长,婺州金华人。也是一位朝廷屡次邀请仍不出山的隐士。枢年幼时聪慧,外婆家藏书数万卷,枢尽取来阅读,过目不忘。及长,落笔成文,顷刻数千言。有人问他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的分合、礼乐的兴废,以至皇帝年号、官名、年月的先后,他都历历了如指掌。其文章,力求明经史,辅助教化,尤长于叙事。曾取三国时事撰《汉本纪列传》,附以《魏吴载记》,合为《续后汉书》七十三卷。临川的危素,称其立义精密,可备为给皇上侍讲时用的书。朝廷取其书陈列于宣文阁。浙东部使者争相上章推荐,前后共九次。 至正三年,命文臣纂修辽金宋三史,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,举张枢为本府长史,枢不接受。七年,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、功臣传,又以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等官职起用张枢,枢又避而不就。后来使者只好强制他启程,但到杭州后,仍固辞而归。枢曾著《春秋三传归一义》三十卷、《刊定三国志》六十五卷、《林下窃议》及《曲江张公年谱》各一卷、《弊帚编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卒,年五十七岁。 孙辙字履常,祖先自金陵迁至临川,幼年失父,由母亲教养成人,学行纯笃,事母至孝。在家教蒙馆,学生不多,但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日众。郡中有点名望的英俊之士,多出自他的门下。孙辙和人说话,总是以孝悌忠信为本,词温气和,听的人莫不油然感悟。他对待亲戚乡里,礼周意恰,言谈间从不稍涉及人家的过失短长的话。来郡的读书人必来拜见他,部使者、长吏以下的贤仁者他必定去拜访。辙和乐平易,端庄稳重,待人以礼,但从不谈官府之事。地方官一再推举,江西行省特别以“遗逸”的名义举辙一人,皆不就。辙的文章写得好,吴澄曾为其文集作序。元统二年(1261),七十三岁卒于家中。 与孙辙同郡人中,有吴定翁,字仲谷,其先人宋初自金陵迁来临川。定翁小时就俨如大人,无论寒暑,衣冠都很整洁,从不马虎,清修文雅,和孙辙同样有好名声。他最善作,揭亻奚斯称其幽雅清澹,可比元文学家卢挚(?~1314)。御史及江西各级地方官争相推荐,但终身不为所动。程钜夫曾给他写信说“:临川士友登门的人,一个接着一个,为什么都望着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见呢?”定翁曾说“:一个好的读书人,不求有用于世,但求无愧于世。”人们都认为这是一句名言。 何中字太虚,抚州之乐安人。小时聪明,出类拔萃,以学好古学为己任。家中藏书万卷,能自己校勘。其学识之渊博,连广平的程钜夫、清河的元明善、柳城的姚燧、东平的王构,还有临川的吴徵、揭亻奚斯,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。至顺二年(1331),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为龙兴郡学师。第二年六月,病逝。所著有《易类象》二卷、《书传补遗》十卷、《通鉴纲目测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藁》十七卷。 同郡的还有危复之,字见心。宋末为太学生,拜汤汉为师,博览群书,好读《易经》,尤工于作诗。至元初年,元帅郭昂一再推荐其为儒学官,没有接受。至元中期,朝廷屡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带礼品请其就任,危隐居于紫霞山中,不出仕。士友私赞为“贞白先生”。 武恪字伯威,宣德府人。初以神童游学江南,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,推荐恪入国学读书。明宗(1328年在位)在当太子时便选恪为说书秀才。及太子出镇云南,恪也同行。太子欲起兵陕西,恪谏道“:太子往北行动,从国来说,要有君命;从家庭来说,要有叔父之命。今两种命令都没有,若向京师发一箭,史官必写‘太子造反’。”太子左右对恪的话很反感,乃对太子说:“武秀才有母有妻,理应让他回京。”恪于是便离开太子回京,居于陋巷,教孩子读书。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,任他为秘书监典簿。及任期满,适逢母丧,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,又改任汾西县知县,皆不到任。有人劝他上任,他说:“过去为了母亲,委屈自己去做官。现在母亲已逝,我不再做官了。”闲居几年,遇上朝廷又选地方官,泰不华便推举恪为平阳泌水县知县,也不到任。皇帝近臣又推举他为授经郎。恪便假装自己喑不能言,没有去上任。 恪好读《周易》,每日长坐,或问他说“:先生之学以何为本?”恪答道“:以敬为本。”所著有《水云集》若干卷。向他求学的人,多有所成。如佛家奴为太尉,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,皆有贤名。